不到三年间，他以交房租、处理车祸、还公司账款等34个虚假理由，累计从同学王某处“借”走8.3万余元。王某因不堪债务重负，最终选择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。

【34次编造理由骗款8万致同学自杀】

吴某与王某系大学同学，二人本是同窗四年的好友。然而，这段同窗情谊却在吴某一次次精心编织的谎言中被消耗殆尽。2022年10月至2025年2月，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，吴某利用王某对其的信任，先后以交房租、处理医保报销问题、处理交通事故、出差需要路费、还公司账款等为由，以"借款"为名，累计34次从王某处骗取钱款共计8.3万余元。而实际上，吴某并未将上述款项用于其所编造的任何事由，而是全部用于个人日常消费等开支。每一次"借钱"，吴某都编造出看似紧急且合理的理由，让善良的王某一次次伸出援手。然而，正是这34次看似"帮忙"的转账，逐渐压垮了王某的生活。

由于不断为吴某"救急"而背负越来越重的债务，王某最终不堪重负，选择了结束自己年轻的生命。2025年11月5日，吴某接到警方通知后到案，但在讯问过程中，其对34笔借款的虚构理由及资金实际用途均以"不记得"为由回避，多次拒绝回答关键问题。

案件审理期间，吴某当庭对公诉机关指控的事实和罪名均无异议，并自愿认罪认罚，辩称自己构成自首。近日，安徽省蚌埠市蚌山区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认定吴某犯诈骗罪，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十个月，并处罚金人民币四万元，同时责令吴某退赔8.3万余元给王某的法定继承人。

【披着“借款”外衣，为何定性为诈骗罪？】

在日常生活中，亲友间的资金往来往往以“借”为名。吴某在骗钱时，每次也都打着“借款”的幌子。那么，这种行为究竟是普通的民间借贷纠纷，还是刑事犯罪？

法律上的界定标准在于“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的目的”。本案中，吴某虽然名义上是借钱，但他虚构了交房租、出车祸等紧急事由，且钱款到手后全部用于个人挥霍，从未有过真实的还款意愿和行动。这种“以借为名，行骗之实”的行为，完全符合《刑法》第二百六十六条关于诈骗罪“以非法占有为目的，虚构事实、隐瞒真相骗取他人财物”的构成要件。

【致人自杀，为何量刑在3至10年之间？】

这是公众最为不解的一点。根据《刑法》规定，诈骗公私财物数额巨大的，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。在安徽省的司法实践中，诈骗金额达到5万元即属于“数额巨大”。吴某诈骗8.3万元，刚好落入这一量刑档次。

根据最高法、最高检《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，诈骗造成被害人自杀、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等严重后果的，属于法定“酌情从严惩处”的情节。法院在审理时，已经将“致人自杀”作为从重处罚的考量因素，在3至10年的基准刑上进行了上调。

同时，需要明确的是，诈骗罪与被害人的自杀之间属于间接因果关系，在现行法律框架下，不能直接以“故意杀人罪”或“过失致人死亡罪”来追究刑事责任。因此，4年10个月的刑期，是法院在“数额巨大”的法定刑幅度内，综合了“致人死亡从重”与“当庭认罪认罚从宽”后作出的裁量。

【从重处罚情节：“造成被害人自杀”】

（一）司法解释的明确规定

两高《关于办理诈骗刑事案件具体应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》第二条规定，诈骗公私财物达到数额标准，具有下列情形之一的，可以酌情从严惩处，其中第（五）项明确包括 “造成被害人自杀、精神失常或者其他严重后果的” 。

本案中，王某因被吴某长期诈骗、不堪债务重负而自杀，法院据此对吴某予以从重处罚。这一情节的认定，体现了刑法对被害人生命权、健康权的特殊保护，也说明诈骗犯罪的社会危害性不仅体现在财产损失上，更可能造成无法挽回的人身损害后果。

（三）从重处罚的法律逻辑

诈骗罪侵犯的法益首先是财产所有权，但当诈骗行为导致被害人自杀等严重后果时，犯罪的社会危害性显著升高。此时，尽管诈骗金额本身可能未达到更高一档的量刑标准，但严重后果的发生使得对行为人的非难可能性增加，法院通过“从重处罚”在法定刑幅度内实现罪责刑相适应。

值得注意的是，本案虽造成被害人死亡的严重后果，但吴某的诈骗金额尚在“数额巨大”档次（5万元以上50万元以下），即使从重处罚，也难以突破至“数额特别巨大”的十年以上量刑幅度。最终判处四年十个月，接近“数额巨大”档（3至10年）的中间偏上水平。

【主动到案，为何未被认定为“自首”？】

吴某在接到警方通知后主动到案，并在庭审中当庭认罪认罚，为何法院驳回了其“自首”的辩护意见？

吴某不构成自首的原因分析

1. 如实供述的核心要求：所谓“如实供述自己的罪行”，是指犯罪嫌疑人到案后，应当客观、真实地交代自己实施的犯罪事实，包括犯罪的时间、地点、手段、过程、后果以及赃款去向等主要内容。对犯罪目的的辩解，若不影响主要犯罪事实的认定，通常不否定如实供述；但对关键事实“避重就轻”或直接否认，则难以认定如实供述。

2. 吴某的行为定性：吴某虽经电话通知后自动到案，但其对34笔借款的虚构理由及资金用途均以“不记得”为由回避，多次拒绝回答关键问题。这属于 “避重就轻” ，没有如实交代主要犯罪事实，不满足“如实供述”的要件。因此，法院认定其不构成自首，不享有自首情节带来的从轻或减轻处罚利益。

司法实践中的自首认定规则

在诈骗犯罪中，行为人自动投案后否认主观上的“非法占有目的”，或不交代赃款去向等关键事实的，司法实践中通常不予认定自首。例如，在谭某等集资诈骗案中，被告人虽经通知自动到案，但因交代“避重就轻”，法院认定自首不成立。吴某案与此类同，到案后以“不记得”为由回避核心事实，自首自然无从成立。

【本案核心争议】

第一，数额认定明确。8.3万余元在安徽地区属于“数额巨大”，基准刑期在三年以上十年以下；

第二，从重处罚有据。造成被害人自杀的严重后果，依法从严惩处，体现了司法解释对严重后果的评价机制；

第三，自首不能成立。自动投案但未如实供述主要犯罪事实，不满足自首的法定要件；

第四，认罪认罚从宽。庭审阶段的认罪认罚为被告人争取到一定的从宽空间。

诈骗犯罪不仅侵害他人财产权益，更可能摧毁一个生命。同窗情谊本应弥足珍贵，却因吴某的贪婪与欺骗酿成无法挽回的悲剧。对于此类利用信任关系实施诈骗、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，司法机关依法予以严惩，既是对被害人的告慰，也是对社会诚信底线的守护。